9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威尼斯集团网站官网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现将原文及链接转载如下：        

专访威尼斯集团网站官网校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余淼杰：推动民企、国企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  

随后，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政府部门先后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与地产政策等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尤其是近日，国家发改委将在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消息备受关注。  

下一步，如何真正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落地？如何分析下半年经济走势？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威尼斯集团网站官网校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余淼杰。  

今年两会期间，余淼杰建议推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生产要素价格获得均等化。访谈中，他强调，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谈到当前外贸的复杂形势，余淼杰认为，人民币贬值对外贸的促进作用会相对滞后，下半年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上升，全年我国外贸顺差有望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威尼斯集团网站官网校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余淼杰 受访者供图）  

推动民企、国企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    

《21世纪》：上半年经济数据出台后，社会各界对于促进经济政策有了更多期待。近期，民营经济、房地产等各方面调控政策也密集出台。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余淼杰：尽管目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但上半年5.5%的经济增速，反映的还是一个整体向上的积极态势。  

当然，不能否认目前随着全球经济疲软，外需的需求萎缩，加上三年疫情的冲击，的确面临供给不足、预期减弱的客观现实。  

我最关注两方面政策，一方面是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创造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民营经济，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21世纪》：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在哪些方面？  

余淼杰：总体来讲，民营经济当下面临的现实原因还是全球外需疲软。主要的困境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准入，现在一些领域还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另一方面是要素价值，虽然一直强调对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但在获取各种要素资源，包括土地、资金、人才、能源、数据等各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所处的环境。  

《21世纪》：你认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余淼杰：首先就是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真正做到一视同仁。除了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需要国有企业专门运营之外，其他领域都应该允许民营企业的进入。  

第二点则更为重要，即怎样真正落实各种要素价格平等获取的目标。以银行贷款为例，银行的目标肯定是利润最大化，民营企业的经营风险肯定会比国有企业的高一些。从这一角度上看，银行面临的风险比较高，要求比较高的贷款利率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客观上，就会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建议考虑采取PPP公私合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大型项目，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形式，即政府、国企、民企三方合作，各自按比例出资，通过国企、民企、政府三方混合投资，或者国企、民企混合投资，可以降低风险，就能确保国企、民企生产要素价格获得的均等化。  

在用地方面，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偏重于国有企业承担的重点工程和大项目，承接中小企业动力不足。  

《21世纪》：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出台《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每条举措都明确责任单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还将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对此你怎么看？  

余淼杰：我注意到通知里有几条比较重要，第一条提到要通过改革负面清单，来确保民营企业能得到一个充分的市场准入，这点影响重大。  

其次，优化涉企服务也很重要。一个地方是否真正适合民营企业的发展，最关键是看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所以，优化营商环境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其实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成本，包括各种劳动力要素，另一类是隐性成本。一些地方，尽管显性成本比较低，但隐性成本较高，就导致总体成本更高。  

切实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让各项交易阳光化。推进政府阳光平台的建设非常重要，例如政务公开透明等。通过阳光化降低寻租成本，这样才有利于建设真正“亲清”的政商环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要大力推进内外贸市场一体化，或者说要促进内外贸产品的公平发展。真正做到三个“同”，同一个生产线、同等质量、同一个标准，这对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较大帮助。  

外贸调结构的重点在于转向新兴国家  

《21世纪》：当前，外贸形势复杂严峻，你对下半年的外贸形势有何判断？  

余淼杰：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对外贸总体形势过于消极的判断。我还是坚持年初的判断，全年中国的外贸可以达到43万亿到45万亿元人民币，外贸顺差有望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  

具体分析，我们上半年外贸顺差已经达到2.8万亿元人民币，下半年出口的形势会比上半年更好。一方面是因为上半年人民币的贬值对出口产生的促进作用，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一般来看会滞后半年。也就是说今年三四月份人民币贬值，到八九月份会对出口产生明显影响。换言之，九月份之后，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拉动将会上升。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外贸没有挑战，相反，我们更应该加快推进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外贸的发展。  

《21世纪》：商务部多次表示落实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你认为有哪些结构需要重点优化，有哪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余淼杰：调结构的重点，首先是我们应该转变观念，看到一些新机会。我这几年一直在呼吁企业应该加大对新兴工业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出口，特别是包括俄罗斯、巴西、南非，以及最新扩容的金砖国家沙特阿拉伯。  

同时，我们也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中东、西亚、北非方面的经贸合作，从沙特及俄罗斯进口更多的原材料。  

其次，我们应大力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最近召开服贸会就是一个契机。我国的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向上，但的确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革，扩总量、调结构应当紧密结合起来。当前服务贸易的贸易逆差相对较大，尤其在留学领域。减少逆差就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产业。  

调结构就是要重新布局全球经贸格局，比如陆上丝绸之路应该重点向东，加大和远东尤其俄罗斯的经贸联系。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除了向南继续发展，推进中东、西亚、北非的经贸合作之外，还应该向北推进，促进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合作。还要抓住金砖国家扩容的机会，这不只是在经贸方面，也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抓手。  

《21世纪》：商务部将今年定为消费提振年，各地虽然也发了消费券，但效果并不理想。在当前中国经济背景下，怎样才能真正扭转消费不振的现状？  

余淼杰：今年发消费券确实对经济的提升作用不大，首先发消费券肯定比发现金好，因为人们一般不会拿发的现金去消费，更可能储蓄或者可能投资。但消费券是要配套使用的，使用时也要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部分钱。归根结底，如果老百姓的持久性收入没有提升，哪怕发了消费券，也没人去用。  

怎么提振消费，本质上还是要保障老百姓的持久性收入。一方面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就业。中小微企业在疫情中受到冲击影响最大，这里又要强调对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扶持。  

此外，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旅游餐饮等，政策也应该相对有所倾斜。从银行角度分析，以前中国的金融结构是大银行投资大企业，中小银行投资中小企业，在疫情之下，无论银行规模大小都应该去支持中小企业。  

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让老百姓手里能花的钱变多。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减税降费。但如果政府不断减税降费，叠加投入新基建和大项目，财政赤字会更严重，所以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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